或许是这个缘故，更加深了我对这个故事的着迷。我甚至想过辞职抗议，但我喜欢这份工作和朋友。有一段时间，我逢人就说这个故事，热烈得仿佛那是我写的，而不是我发现的。为了让故事听起来更有意思，我谈及它的象征价值、与当代事实的基本关联、我如何经由这个故事来理解我们这个时代，如此等等。当我说出这些主张，那些关注政治、暴力、东西方关系或民主等主题的好奇的年轻人对此颇有兴趣，但他们和我的酒友们一样，很快就忘了我的故事。在我的坚持下，一名教授友人翻阅了这份手稿。归还文稿时，他说伊斯坦布尔街巷的木房子里，有着数以万计充斥这类故事的手稿。住在这些屋子里的无知的人们，不是把这此书当成《古兰经》而将它们放在碗橱顶端的神圣位置，就是把它们一页页撕下来点燃炉火了。

所以，在一位戴眼镜且烟不离手的女孩鼓励下，我决定出版这个我一次又一次重新阅读的故事。读者们会发现，我把这本书修订为现代土耳其文时，并未刻意去追求行文的风格：看了几句这份放在桌上的手稿后，我会来到另一个房间的桌前，努力以当今的文字来描述心中体悟的文稿意含。选择这个书名的人不是我，而是同意印刷出版的出版社。看到前面献词的读者可能会问，其中是否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存在。我想，把一切看作与其他事物有关联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癖好。因此，我也屈从这个通病，出版了这个故事。

法鲁克·达尔温奥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