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编造的吧？”
“不，是事实。”
“可是警察先生，是谁，为了什么才干这种蠢事呢？把一位记者移入另一趟列车上是出于不得已吧？”
“理由我们也不清楚。总之，青木记者的奇妙遭遇却是事实，他到冈山站证实去了。”
“请稍等一下。”
“什么事？”
“蓝色列车在冈山站不是不停车吗？我记得是这样。”
“我们看时刻表也是这么想的。实际上，青木记者证实了在那儿停车，叫做规定停车，是为了司机交班和装卸货物而停车的。”
“是吗？这是个新发现，我倒没注意。”
“‘隼鸟’号在那儿停车是半夜两点二十五分，您大概睡着呢。”
“也许如此。”
“您是利用休假去西鹿儿岛吗？”
“偶尔想悠闲地享受独自旅行的乐趣，我一个人到南九州去转了转，直到昨天才回来。”
“还记得住过的饭店或旅馆吗？”
“难道怀疑上我了？！”
高田笑着问，然而十津川却没有笑：“我们认为多摩河发现的死者就是蓝色列车上的女人。”
“我不相信。有证据吗？”
“证据是有的。”
“什么样的证据？能让我听听吗？我想，既然被当成嫌疑犯，我当然有权听听。”高田的笑容消失了，变成了一副挑战的面孔。
十津川一边琢磨着，哪一种面孔才是他真正的面目，一边边说：“被害者手提包里装有青木记者的名片，青木证明那是他在‘隼鸟’号列车上送给八室的那个女人的。”
“可他不仅把名片送给了她一个人，连我也得到过啊！所以仅凭这一点不能断定是同一个人。如果是打官司，这个证据的作用和没有差不多。”高田的两眼又露出挑战的目光。
为什么这位律师竟采取桃战的态度呢？
“当然，您说的也有一定的道理。”十津川顺从地肯定，“为此，您就不能告诉我们您在九州住的旅馅吗？”
“您真固执。”高田把肩膀耸了耸，吃吃地笑了。
“住在了什么地方？”
“我认为没有必要说。”
“为什么？”
“没证据能证明多摩河的死者就是乘坐‘隼鸟’号单间卧铺的那个女人，我认为这名片不能做为证据。进一步说，没有一件证据能说明我同杀人案有关。既然如此，非要我证明不在犯罪现扬，这是不可思议的。还有一点，单间卧铺里包括我在内有十四名旅客，算上二等卧铺车厢里的旅客有四、五百名，没有理由只对其中的我一个人的行动进行调查。难道我同其他人不一样吗？果真如此，就请逮捕我！”
“不，您可以回去了。”
（四）
高田大摇大摆地刚一离开，年青的吹田见习警部便压不住心头的怒火开了腔：“真是一派胡言乱语！”其他刑警的脸上也露出不愉快的表信。
十津川看着这些刑警们微微一笑，风趣地说：“别发火啊，高田律师发表了正确的言论嘛。”
“那您认为事情就是他说的那样了？！”吹田看着十津川极力反驳。
“不得不承认吧，现在正如高田所说的，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被害者就是蓝色列车上的那个女人。”
“但是周围的情况不是表明了是同一个人吗？”
“这也同高田所说的一样，不能成为判定是同一个人的证据。”
“那么，警部是赞同这位骗子律师的意见了？”吹田瞪大了眼睛。
“啊，请镇静。”十津川说道，“我只是说高田说的在理论上是正确的。不错，高田越是当真地对我们的话进行反驳，反而越使我对自己的推理充满信心。对我来说，就好像听到他在认真地说，多摩河的死者就是蓝色列车上的那个人。”
“真的吗？！”
“我认为，高田如果赞同我们的意见倒会使我感到迷茫。如果他说或许就是同一个人，我反而会认为可能是另外一个人。想想看，做为一般的人，听说同乘一次列车的一个女人淹死在多摩河里，应当很感兴趣。如果这事情是真实的，他会觉得更有意思，这是人之常情。但高田自始至终都咬定是另外一个人。从道理上讲他是正确的，但从人情方面来看则很不正常。”十津川说得十分自信。
“警部要是这样认为，那找们就放心了。”吹田的脸上显出轻松的样子。
“你们认为我是受高田撰弄了吗？”
“因为您同意对方的话，所以我们感到不实。”
“我嘴上同意，内心里却在琢磨高田是否是凶手。这是因为正象我刚才所说的那样，他的话在理论上站得住，却不合乎人情。所以听了高田的话更加深了我的看法。”十津川说完这番话，再次环视了一下部下们，“恐怕高田知道被害者是谁。当然，正面去问，他是不会告诉我们的。”
“这么说他就是罪犯？”吹田间。
“还不清楚，但我认为肯定参与了本案，从青木照相机里取走胶卷的大概也是高田，目的是要毁掉被害者与蓝色列车上的女人是同一个人的证据，使我们相信两者不是同一个人。这不就是高田清楚被害者是谁的证据吗？”
“您认为调查高田的朋友关系，其中会有多摩河的死者吗？”
“也许有，也许他就插手了这个案件。总之，我希望对这位律师的所有情况进行调查。这样，被害者肯定会暴露出来。”十津川信心百倍地说。
吹田一马当先，刑警们跟着跑出了搜查本部。十津川问最后留下的龟井：“关于武田大臣名片的事怎么样了？搞清点什么情况了吗？”
“那位叫高梨一彦的印刷工人仍不明去向。”龟井回答。
“这个人不明去向有一年半了吧？龟井君。”
“是在五亿日元诈骗案发生之后，已有一年零七个月了。”
“时间很长了。”
“也许此人已经死了。印刷所附近有个咖啡馆，里面有个年青女招待曾同他相好，可她都与此人没联系了。”
“是死了还是去国外了，”
“如果高梨出于某种目的多拿了武田信太郎的名片而滥用的话，有没有可能被他的同伙干掉？”
“可以这样考虑。问题正象你所讲的，假定高梨这位印剧工人盗出武田的名片打算和他的同伙进行诈骗，那么，多摩河的死者为什么会持有那引人注目的名片呢？”
“已查过高梨所交往的人，没有象被害者那样的美人。”
“从印刷工人方面查不出被害者的身份吗？”十津川并不感到特别失望，因为他对通过调查高田律师周围的情况，查清被害者身份抱有很大的希望。
“明后天武田大臣就回国了。”
“是啊，三月份也快结束了。”十津川早就有心结束这个案子，但被害者的身份至今尚末查清，也就没有逮捕罪犯的自信。
“您要会见大臣吗？”龟井问。
“怎么？”十津川反同，“为什么我必须去见他呢？政治家可不好对付。”
“我想知道他本人对那起诈骗案有什么感想。”
“无可奉告！”
“啊？”
“翻翻当时的报纸，刊登武田信太郎的谈话，就是这么一句话，无可牵告。”
“真是句冷淡的话啊！”
“对。政治家的发言就是如此，特别是当时舆论界正在大规模地抨击银行和大公司的政治捐款，随便乱说会被人抓住把柄。”十津川对此并不太感兴趣，不论武田对诈骗案的看法如何，恐怕不会与这起杀人案有关。
“这件事也许同本案无关，但……”龟井象是回亿起来什么似地说。
“什么？”
“我了解到高梨曾有前科。”
“干了什么事？”
“是伤害罪，判刑三个月。是在到山田印刷所工作的前一年。”
“山田印刷所知道这件事吗？”
“好像知道。因为山田所长挂有教育保护司的头衔，所以就很简单地决定录用了他。要是高梨是诈骗犯之一，可谓被家犬咬了手啊！”
“被家犬？！”龟并巧妙地引用了这句谚语，十津川噗嗤地笑出了声。
（五）
青木坐新干线从冈山回到了东京。
他在冈山站下车有一大收获。证明了自己以前所想的是事实。至少，他本人认为是如此，即有人让自己喝了安眠药，甚至打了针，使自己昏睡，在冈山站从“隼鸟”号上弄下来移入晚一小时多的“富士”号上。
“卷进了杀人案的蓝色列车之行”用这个题目可以写一篇很有意思的报道。
冈山站站长和搞装卸的名叫小田的年轻车站工作人员的谈活都录进了磁带，剩下来所要做的是再听听下行“富士”号列车员的谈话，对方肯定会记得他那次吵闹的事，这种事是不容易忘记的。他想，如果能取得单间卧铺车厢乘客的谈话就更好了。但这一点却难以做到，因为坐火车和住旅馆的不同，乘客的住址是没有记录的。
蓝色列车值班的列车员每天轮换。他了解到二十七日在东京始发的下行“富士”号上值班的是东京列车段的四名列车员。于是，他一到东京站立即走访了位于丸内北口的东京列车段——这是一座红砖砌成的二层褛。
“我想见一见三月二十七日下行‘富士’号值班的列车员。”青木请求副段长加藤。
“是三月二十七日下行‘富士’号吗？”加藤反问了一句，然后取出值勤日志开始查找，“您说的是一号车厢的列车员吗？
“是的。负责单间卧铺车厢的。”
“他的名字叫北原。”
“我想见见他问点事情。”
“什么事情？”加藤眯起眼睛，不知什么原因，他的表情变得严厉起来。
“事情是这样的，我乘坐三月二十七日下行“富士”号时受到一号车厢列车员的亲切照顾，特来致谢。”
“是吗？！”加藤的态度又变得温和了。这种表情变化使青木甚感不解。
“发生什么事了吗？’
“不，没什么。”
“那么，让我见见北原先生行吗？”
“列车员关心每一位旅客是理所当然的。我将转告他您曾来过，…”
“我叫青木。”青木把印有社名的名片交给了对方。
“是周刊杂志社的？”加藤的脸上又露出警惕的神色。这到底是为了什么？
“北原先生现在何处？还在‘富士’号上值班吗？”
“不。”
“那么休假了？”
“这您也要写入杂志里吗？”
“是打算写写我受他亲切照顾的事情，不可以吗？”
“不，没关系。可是请您答应不写涉及北原君私生活的事情。”
“不知您指的什么事情。不过，我们向来不去报道私生活来伤害别人。北原先生出了什么事？”
“反正您也会知道的。实说了吧，他昨天夜里死了。”
“死了！是真的吗？”
“他正在休假，深夜喝醉酒，返回东京途中掉进河里淹死了。”
“掉进河里？”
“对。他住在向岛，喝醉了酒顺着隅田河高堤走。警察说是失足落水的。今早发现尸体挂在停泊在附近的船上。他是个好人，真可惜。”
青木听完后瞠目结舌，当初那股找到了证人的兴奋劲儿一下子烟消云散。但同时对列车员北原之死却又产生了疑窦。
“这么说是因故死亡？”
“是的。他爱喝酒，喝醉了走在河堤上干出这种危险的事来。”
“会不会是被人害的？”
“无稽之谈！”加藤掼然地看着青木，这种敏感可能是由于同事惨遭不幸的缘故吧。
“对不起。”青木低头认错。做为一名记者，他不能对列车员北原之死只说个“是嘛”而不管。于是，他会不会是被人杀害的疑间自然而然地涌上心头，怎么也抑制不住，也许是自己卷进了杀人案的缘故，“您能告诉我北原先生的住址吗？”
“为什么？是为了做你们周刊的材料？”
“哪能呢！”
“现在我们国铁职员被人看做是眼中钉，说只搞罢工、服务态度不好啦，领导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啦，在许多地方成了批判的目标。这次你们肯定也要写。列车员喝醉酒掉进河里是精神不振的证据，或者是难道能把旅客的性命委托给这样的列车员吗……”
“我不干这种事。我多蒙北原先生照顾，只是想如有可能给他烧支香。实际上在‘富士’号里发生点问题，得到过北原先生的帮助。”青木将自己的经历告诉了加藤，“这一点北原先生没写在日志上吗？”
“没有。在下行‘富士’号乘务日志上什么也没写。您说的问题也许是不需要记下来的。”
说不定确实如此。当时青木大吵大闹，但别的旅客和列车员只表现出目瞪口呆的表情。再者，当他发觉车次不对要去告诉列车员时又被人殴打致昏。因此，列车员也许一无所知。
“也许是的。”
“那么，不记在日志上也是正常的了？”
“在日志中能查出那次列车单间卧铺车厢七室的情况吗？”
“您是指什么？”
“我是说那个房间的车票是卖出去了呢还是空着？”
“这一点很重要吗？”
“我认为很重要。”
“单间卧铺应当是满员。不过，那趟车的情况不清楚。”
“到哪儿去弄清楚呢？”
“好吧，我给您问问车票预售中心。”加藤使用内部电话问了一会儿，放下话筒走回来说，“七室的票在五天以前就卖出去了，是从东京到西鹿儿岛的。”
“知道买票的人吗？”
青木的提问使加藤笑了：“要是售票时挨个问人家的姓名和住址，售票口的活儿就会积压成堆。既便是您，也不是自报了姓名后才买的票吧？”
“是啊！”青木也苦笑了笑。买七室票的人究竟怎么样了？自己被移进“富士”号七室这期间，真正拿有七室车票的旅客在哪儿呆着呢？
“您刚才提出的问题迟早是要见报的。所以，我还是告诉您吧：北原君的家在墨田区向岛二丁目。”最后加藤告诉青木。